大八股党

沈青山的人物原型是沈杏山，沈杏山是大八股党的头目，大八股党原本是八股党。
大八股党成员除了沈杏山，还有谢藻生、季云、戴步祥、郭海珊、包海筹、、于炳文和杨再田。沈杏山利用手段扩充实力，把英租界控制在手中，而法租界是三大亨的范围，所以说八股党和三大亨争斗不断。
大八股党越来越大，还跟水警营和缉私营等串通一气，用鸦片交易来谋取暴利。杜月笙冥思苦想要瓦解大八股党的，于是他成立了小八股党，欲取代大八股党，于是杜月笙招兵买马，寻找艺高胆大的人来组成小八股党。
沈青山结局被陆昱晟收拾了。

八股党是真实存在的，大八股党名单是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他们的根据地在英租届，主要是干鸦片走 私的。
小八股党是:顾嘉、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
杜月笙的小八股党分别是顾嘉棠、侯泉根、黄家丰和姚志生，还有另外四人高鑫宝、叶绰山、芮庆荣、杨启棠，他们追随着杜杜月笙，兄弟情深。
其中小八股党是杜月笙，也就是陆昱晟的原型创立的，剧中的这个八股党，应该就是历史上的大八股党，而剧中提到的沈爷应该就是历史上的沈杏山。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县高桥镇小商人家。杜月笙两岁丧母，四岁其父杜文庆去世，八岁时继母张氏神秘失踪，年幼的杜月笙只得靠亲戚为生。因无人管束，他与镇上的无赖少年混迹于茶馆赌场，很快便将父母遗留下来的一点微薄家产折腾精光，遭到亲友们的唾弃。14岁时，杜月笙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滩闯荡。初在水果店里当学徒，旋因盗窃聚赌，为水果店老板驱逐。后又拜妓院老鸨为“干妈”，再拜清帮“通”字辈流氓陈世昌为老头子，依仗帮会，与清帮流氓们合伙在轮船码头干些敲诈、走私贩毒的行当。同时，以其在上海滩上黑社会内历练时久，为法租界巡捕房雇为包探。
1918年，30岁的杜月笙经陈世昌的同辈弟兄黄振亿的介绍，到当时上海滩大流氓头子、时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的黄金荣家里做杂务。依靠他的头脑灵活、八面玲珑，杜月笙很快讨得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赏识。当时淞沪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人私下集资开办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杜月笙认为这个公司有军阀为后台，肯定能够赚钱，遂鼓动林桂生以黄金荣的名义入股，不出两年，即为黄金荣赚得200万元。由此，黄金荣对杜月笙的“才干”始加注意，并赏其5万元为酬谢。此后，黄金荣又推举其在法租界内运销鸦片，聚敛钱财。
当时，上海的烟土走私由以英租界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操控。他们先从抢劫烟土开始，渐与土商达成协议，由土商支付数额巨大的“保护费”，由大八股党负责烟土运送安全。杜月笙欲与大八股党争夺烟土之利，乃找来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织“小八股党”，建成一支流氓武装。此小八股党人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在与大八股党的争夺中，他们或明抢，或暗劫，至1919年初，“小八股党”最终取代“大八股党”，执上海烟土行业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声大振。
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烟土商，办起了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由该公司派遣保镖人员，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所定之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可收取数百元之保险费，如果烟土被人盗劫，则由公司出面追讨或赔偿。当时因黄金荣身为法租界的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办这个公司，便由杜月笙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张啸林与杜月笙的清帮弟兄范回春担任副总经理。其后何丰林与军警头目俞叶封见该公司有利可图，亦相继入股。公司的总资本约270万元。
一次，黄金荣因在看戏时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争风吃醋，开罪了这位公子，被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遣众便衣痛打一顿。之后，又将其绑架至龙华护军使署看守所里。杜月笙与上海三大亨之另一角色张啸林居间设法营救。杜月笙向法租界各大土商索取巨款，由张啸林出面向何丰林、卢小嘉赔礼求情，再由杜月笙往请清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张镜湖出面疏通，终于平息了卢小嘉的怒气，把黄金荣放了出来。黄金荣为感谢杜月笙、张啸林之“救命之恩”，乃与二人结拜成把兄弟。由此，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这三位上海滩头的大流氓头子联合一体，成为当时上海黑社会中最具影响的。杜月笙也从此开始独当一面，自立门户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1927年3月21日，中国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随即控制上海。蒋介石派杨虎和陈群联络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上海的流氓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积极招兵买马，收罗党羽，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反共走卒，并在四一二政变前夜，由杜月笙亲自出面诱杀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4月12日，杜月笙亲自督战，组织流氓恶棍从南、北两路袭击工人纠察队。此外，杜月笙还将获取的情报预先通知蒋介石，使得工人游行队伍在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预伏的蒋介石军队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宝山路大屠杀事件。杜月笙还派弟子芮庆荣率领“行动大队”，仅在4月14日一天，便捕捉人和进步群众一千多人。4月下旬，杜月笙亲率“行动大队”专程去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通过四一二政变，杜月笙攀附上新贵蒋介石集团，成为他日后在上飞黄腾达的跳板。为表彰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清共之役”的功劳，蒋介石委任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为国民“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单独召见杜月笙。从此，杜月笙建立了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一些不便出面的事，也由杜月笙代劳。
为巩固在上海滩的地位，扩展在全国的影响，凡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莫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特别是上海市重要部门的官员更是打成一片。不仅如此，杜月笙还特别注意取悦法租界的外国权贵，1927年7月，杜月笙被任命为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7月，又被推举为公董局华董，坐上了中国人在法租界可能坐上的最高位置，他在上海滩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地位迅速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大亨”。1931年6月，杜月笙举行杜祠落成典礼，蒋介石送了一方“孝思不匮”匾额和一幅祝词，并派代表行礼。
于右任、张学良、王宠惠等国民党要人，以及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下野名流都送了匾额。吴铁城、宋子良还到场向杜氏祖宗牌位行礼。
尽管杜月笙在上海滩春风得意、红得发紫，但他知道那些达官贵人们与他交往只是利用他，实际上并不把他视为上流社会中人。因此，杜月笙极力想开辟“正当”的经济来源，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钱新之建议，他于1929年开办中汇银行，并以此为基础，采用笼络金融界人士、仰仗官僚资本、动用流氓等手法，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与此同时，他还采取同样手法，插足面粉、航运、棉纱业，获得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等头衔。最终，杜月笙通过打、拉市商会中的有力人物王晓籁、骆清华，使得当时的商会会长虞洽卿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渐生退意。经过杜月笙一番活动后，王晓籁被推举为上海市商会会长。而杜月笙则在幕后操纵，其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权势炙手可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相连的杜月笙也卷入了抗日的洪流中，他参与发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任委员，也做过一些抵制、查禁日货的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企图通过诱骗国民与之谈判，行缓兵之计。杜月笙则居中为这次外交谈判穿针引线。但在全国人民和第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从事与抗战有关的慰劳、救济任务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淞沪抗战期间，他会同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慰劳第十九路军。
通过这些活动，杜月笙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各方人士，包括知识界、金融工商界、文化艺术界，甚至国民党一些相当地位的官员，都纷纷与其交结，向他投靠。随着自己影响和地位的提高，杜月笙此时不便再以“白相人”面目出现，而试图以“工商业者”、“慈善家”、“政客”等“正当”身份出现。于是，他于1933年11月22日，组织成立了为自己效力的社团组织“恒社”。恒，取义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典故，并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恒社吸纳了一大批金融、工商的老板和机关的官员和军警。杜月笙担任恒社的名誉理事长，实际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由杜月笙及其最亲信弟子陆京士决定。凡加入恒社者，都要向杜月笙递帖子，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杜月笙由此网罗了大量可资利用的人物，羽翼亦更加丰满。1934年11月，“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杜月笙趁机攫取了会长之职，同时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1935年4月，他又当上了中国通商银行的。
一二·九运动之际，杜月笙协助上海市长吴铁城破坏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阻挠学生去南京向国民请愿。1936年11月下旬，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联手策划，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其后又对“七君子”多次进行诱降和迫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他致电以前的好友张学良，向他施加压力，宣称愿意自身为人质换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赴南京晋谒蒋介石，向蒋介石表示慰问。
由于其在江浙金融工商界的显赫地位，杜月笙成为日本人拉拢的目标。
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欧洲归国途中，特至上海与杜月笙会面，向他提出诱人的条件，进行经济诱降。杜月笙基于民族立场，同时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集团的利害关系等综合因素，对此予以拒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1937年7月22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杜月笙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及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及众人的努力下，共筹得救国捐150余万元，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每当有国民党军队开到上海，杜月笙必定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慰劳军队。同时，他也利用这个机会竭力与国民党高级将领拉关系。他曾以劳军名义，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一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两人交情由此加深。此间，杜月笙也曾对表示过合作的态度。1937年10月，他领导的抗敌救援会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赠送了防毒面具1000套。
1937年10月间，杜月笙与戴笠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其任主任，辖下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拥有一支有一万人参加的“别动队”。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其中，第三支队在青浦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1938年，这支“别动队”经戴笠改编为“忠义救国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华当局考虑到杜月笙在上海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对其多方进行拉拢。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杜月笙能够坚持民族立场，审时度势，离开上海，只身前往避难。12月初，他又专程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分管第九赈济区事务。领命之后，杜月笙回，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还在港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的牌子，以此为掩护，从事动员、组织、安排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迁居，并负责沟通国民与上海等沦陷区的联系。此外，他还与戴笠合伙成立了“港记公司”，负责运销国民在川、康、滇一带以禁烟为名掠夺的鸦片烟土。1939年夏，CC系分子吴开先奉命至上海整顿国民党地下组织，成立了“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吴自任书记长，杜月笙则以其在上海的金融工商、党政、特务系统及黑帮中的特殊影响，被蒋介石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坐镇，指挥其留在上海的门徒，迫使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同时他还制止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请其协助吴开先在上海活动。
约在1939年底，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为酬劳。除此以外，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局上海区的锄奸活动。1940年10月，杜月笙党徒成功策动朱升源将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杀死。此前，与黄金荣、杜月笙同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由于公开投敌，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刺杀。尽管杜月笙对此事一向讳莫如深，但事前必经他默认无疑。
1941年冬，沦陷，杜月笙迁居重庆。他在重庆重建恒社总社，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建立分社。1942年3月，他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同时他还将中国通商银行迁到重庆，自任总经理。同年秋，他又亲至内江、成都、宝鸡、西安、洛阳等地，设立通商银行分行，各分行内皆设恒社分社。1943年，杜月笙又与戴笠商议、并经蒋介石认可成立通济公司，以国统区的战略物资换取沦陷区的棉纱，被人们指责为趁机大发“国难财”，同时这种行为还大大缓解了日本侵略军战略物资的匮乏。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杜月笙还费尽心机，对国民党军政未抵达上海前的重大问题，“均周密策划”，积极协助蒋介石争夺胜利果实。9月，杜月笙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杜月笙从10月开始，即着手整顿“恒社”。整顿后的“恒社”，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发展分支组织，人数亦大大增加，社员上至中央部长、司长，下至、报社社长、律师、特务，遍布全国。这一时期，杜月笙踌躇满志，进一步膨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职衔计70个左右。
除“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等公职外，所任职衔，涉及文化教育、金融工商、交通电气等各行各业。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江阴机毁人亡，杜月笙在邀宠蒋介石方面，失去一个有力支持者和合作者。4月，上海市参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杜月笙发动其徒众，四处收买拉拢，威胁利诱，当选为议长。但恰在此时，杜的心腹万墨林因囤积居奇，被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逮捕。杜月笙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无奈让出已到手的议长职位。这两件事，使得杜月笙大发牢骚，“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同年10月，杜月笙又与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勾结，将所谓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常务理事，积极指挥帮会组织，配合国民党特务，打击和进步力量。
1948年夏，蒋经国至上海“打老虎”，进行币制改革。9月初，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逮捕。此外，蒋经国还将万墨林传去训话。杜月笙凄凉地感到“该是他们（蒋介石集团）要我下台的时候了”。后来，杜月笙指使其门下四处收罗证据，证明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所拥有的扬子公司也从事同样勾当，逼蒋经国就范。蒋经国无法，只得将杜维屏判处6个月徒刑，此事草草收场。
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杜月笙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虽然在此之前，他也曾跟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有过接触，协商去留。但由于他因有在四一二政变中骗杀汪寿华、大肆屠杀人的血案的思想包袱，亦深知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留在上海“变节投敌”，遂决定既不留上海，也不随蒋赴台。1949年5月1日，在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黯然离开大陆，逃往。
杜月笙避居后，不仅为虎落平阳、身价贬值而深感烦恼，还为财源日益紧缩而忧虑，一再发出“居，大不易”的感慨。往日的颐指气使、风光体面已成过眼云烟。对前途的悲观忧虑，使他不得不求助于问卜算卦，维持心理上的平衡。但心理上的落寞烦恼和生理上的重病缠身，双重打击使得作风一向强悍精明的杜月笙，终于在1951年8月16日客死他乡，死时63岁。

其实八股党是真实存在的，大八股党名单是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他们的根据地在英租届，主要是干鸦片走 私的。
小八股党是:顾嘉、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

杜月苼、黄金荣、丁力、许文强、冯敬尧

看看下面三个人,就知道当时有都猖獗了
金荣（1868－1953），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稍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
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罗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认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 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民国36年，
为黄金荣80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河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后又到了。有人劝黄金荣到去，82岁 的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或去，或留上海。最终，黄金荣留了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的处世信条，反正来日无多，听天由命吧。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死在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或地区，或被人民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人民群众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受到的如此宽大，一时之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与黄老板划清界线。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要处理的事干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
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人民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中华民国时期上海青帮头目之一。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更名为寅，以啸林为号。浙江慈溪人。青年时与其兄进杭州机房学织纺绸，后考入杭州武备学校，又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门下，从此在拱宸桥一带以敲诈、寻事打架为生。1912年，上海英租界著名流氓季云卿去杭州邀请名角到上海演出，与张相识，订为莫逆之交。张即随季到上海，在租界内今广东路、福州路一带设茶会，专门从事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等罪恶勾当。他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随后广收门徒，扩充，许多盗匪、歹徒、地痞、流氓投其门下。
1920年，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3人依靠帮会、军阀和租界当局合伙搞鸦片联运。张啸林倚仗封建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由吴淞口运到十六铺，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由黄金荣包揽一切，3人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首脑，大发横财。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蒋介石指使黄、张、杜组织中华共进会，以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武器，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突然袭击，大批工人遭到屠杀。
1931年，张啸林与杜月笙、黄金荣等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开设上海最大最豪华的赌场。同时，将收刮的巨额钱财投资于银行和工商企业。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张还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杜月笙去，黄金荣假装年老多病不问外事，张欲独霸上海。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门徒为日军收购大米、棉花等重要物资，乘机攫取大量财富。张啸林还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准备建立伪浙江省，充当伪省长。1940年8月14日在寓所被暗杀。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经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簧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干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丈，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在，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担任各种各样的、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1951年8月16日在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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